當地時間7月15日，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，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遴選程序已正式啟動。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明確宣布這一進展。實際上，圍繞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去與留的博弈已經持續(xù)數月。在國際金融秩序本就搖擺不定的當下，這場看似局限于技術官僚層面的“換帥”風波，可被視作美國治理模式不確定性的一個縮影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它會對全球資本流動、匯率波動乃至主要經濟體的政策預期構成實質性沖擊。

美聯儲在全球央行體系中占據標桿地位，一大原因是其長期維持相對獨立的制度設計。然而，這一制度防線如今正被現實撕開裂縫。過去幾年，為抗擊疫情、平抑經濟衰退沖擊，美聯儲采取超常規(guī)貨幣寬松政策，大量增發(fā)貨幣、維持低利率，在一定程度上被外界視作白宮經濟政策的“搭檔”。但隨著高通脹卷土重來，鮑威爾堅持激進加息，試圖通過提高借貸成本抑制過熱的消費與投資，給經濟降溫以控制通脹，這一舉措與白宮刺激經濟增長、維持高就業(yè)率以獲取選民支持的訴求產生矛盾。白宮顯然期望扶植一位“更聽話”的美聯儲掌門人，以便推動降息，刺激經濟表現，拉動就業(yè)與消費，為明年的中期選舉爭取對自身有利的經濟環(huán)境。這場圍繞“降息”與“換帥”的博弈，實質是白宮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正面沖擊，是“制度之錨”與“選票之錨”間的激烈碰撞。

事實上，這并非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政治對貨幣政策的直接干預。1970年11月至1971年12月，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就迫于總統尼克松的壓力，總共降息150個基點，最終引爆美國大通脹，其在業(yè)內聲譽也急劇下降。只是當下，這種政治干預的力度與姿態(tài)更加直接、露骨，幾乎不加掩飾。當今美國政壇極化、短視化現象嚴重，政客們顯然更多關注短期選舉利益，美聯儲因此承受的壓力也可想而知。

從外界猜測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·哈西特等4位潛在人選來看，他們的貨幣政策取向并非完全相同，但都帶有一定程度的“鴿派”色彩，即更傾向于降息或維持低利率，以支持經濟增長。這并非巧合，而是出于同一個現實：美國經濟復蘇勢頭減弱，通脹雖回落但仍處高位，就業(yè)市場降溫，而美國政府債務負擔又沉重。在中期選舉前，為了穩(wěn)定經濟預期、提振市場情緒，貨幣政策寬松的需求變得更迫切。從這個角度看，無論美聯儲主席最終花落誰家，背后推動的都會是同一個變量：政治需要與經濟現實的妥協。

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，影響范圍遠不止美國國內。通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和美債收益率的全球影響力，其政策變動牽動著全球市場的神經。德銀策略師日前警告稱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被迫離職是一個重大且被市場低估的風險，可能引發(fā)美元和美國國債的大幅拋售。而對新興市場而言，如果美國政策調整的出發(fā)點是政治需求而非經濟邏輯，將會帶來周期性與結構性風險：短期內降息雖能提振經濟，刺激消費與投資，但長期看，可能加大通脹壓力，貨幣超發(fā)還可能削弱美元信用，繼續(xù)動搖全球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信心。

綜合而言，美聯儲主席人選的不確定性，本質上是美國自身經濟與政治矛盾的外化。一方面，美國經濟面臨高債務、高赤字、增長放緩與通脹糾纏的困局，傳統經濟刺激手段效果漸微，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；另一方面，政治極化加劇，選舉周期短視化，導致各方難以從長遠角度制定經濟政策，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挑戰(zhàn)日益加劇。這種不確定性通過美元、美債和利率，傳導至全球市場。對世界而言，美國的不確定性本身，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系統性風險之一。

可以說，美聯儲主席人選之爭，絕非單純的任命問題，而是美國治理體系內部張力的深刻折射。它促使我們關注，其制度設計能否抵御政治干預，專業(yè)判斷能否壓過短期選舉利益。這場博弈的走向與結果，或許比某一次加息或降息決策都更值得全球高度關注，因為它不僅關乎美國經濟的未來走向，更將深刻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穩(wěn)定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塑。（作者是財經評論員）